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新式学制的建立

中国近代新式学制的建立，经历了萌芽、演变、引进、确立的过程。教会教育的发展、西方近代学制的引介、洋务教育、维新教育是新学制的借鉴、萌芽和雏形。1901年，清政府为了缓解国内外矛盾，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，开始推行所谓“新政”，陆续颁布政令，进行文教改革。

一、西方近代学制的引进

这是通过两条途径进行的。一是通过外国传教士的输入，二是中国少交官的介绍。

1837年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（Faber，Emst）撰写、李善兰作序的《泰西学校论略》在上海出版。花之安将德国学校制度统全面地介绍进了中国，并将西方教学形式、教学内容、行政管理等整套模式展示在中国面前。李善兰评价说：“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，无事非学，无人不学。易言乎无地无学也？乡则有乡塾，郡则有郡学，其国境之内，无论在邑在野，无不为之立学焉。曷言乎无事非学也？文则有仕学院，武则有武学院，农则有农政院，工则有技艺院，商则有通商院，四民之业，无不有学已。其他欲为师，则有师道院；欲传教，则有宣道传；又如实学院、格物院、船政院、丹青院、律乐院，凡有一事，必有一专学以教之，虽欲不精，不可得矣。易言乎无人不学也？男固有学，而女亦有学；平人因有学，而疲瘤残疾聋警暗哑，无不有学；孤之无父母者，童子有罪者，皆设一学以收教之。且其国之公令，八岁以上不人学者，罪其父母。”[1]该书是第一次系统全面介绍外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书籍。

1883年，丁韪良编撰的《西学考略》出版。该书汇集了欧美日七国教育制度，成为清政府了解西方各国教育制度的重要书籍。1892年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撰写的《七国新学备要》和《新学汇编序》两书出版，前书系统介绍了英、法、德、俄、美、日、印度等七国的学校等情况，建议清廷设立“教育新部”，负责推广新式学校，实行新学教育。后者介绍了西方学校教育的学科门类及其程度。这一时期，上海江南制造局分别于1884、1887年刊印了《酉国近事汇编》第一、二卷，专门介绍了西方的学制、教育方针、学校课程设置及日本明治维新后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情况。

与此同时，一批中国外交官和有识之士在出任使节、出国游历考察时亦留心西方教育，并以笔记、诗文等形式向国人介绍了欧美日等国近代学校制度。1866年，清朝第一位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笔记中向国人叙述：“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。国王广设学校，一国一郡有大学、中学，一乡一邑有小学。小学选学行优之士为师，中学、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，生徒多者至数万人。”[2]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在《日本杂事诗》（187年出版）和《日本国志·学术志》（1887年成书）详细介绍了日本引入西方学制和学则教规，设立文部省，全国遍设小、中、大、师范及专门学校，各级各类学校均设置西学课程等情况。同一时期，王韬访问英国、李圭出访美国，郭嵩焘出使英国，都分别考察、介绍了英美的学校制度、课程设置与教学状况。

二、壬寅——癸卯学制的建立与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人拟定的一系列学堂章程，即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，因当年为夏历壬寅年，故又称壬寅学制。这个学制纵的方面分三段七级：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，含蒙学堂、寻常小学堂、高等小学堂三级；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，只中学堂一级；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，合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、大学堂（分政、文、商、农、格致、工艺、医七科）、大学院三级。横的方面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简易实业学堂；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、师范学堂；与高等学堂平等的有仕学馆、高等实业学堂、师范馆。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制，虽经公布却未实施。

1903年春清廷加派荣庆为管学大臣与张之洞、张百熙共同修订“学堂章程”。1904年1月13日（光绪二十九年冬月二十六日）由清政府颁布，即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，因当年为夏历癸卯年，故又称癸卯学制。这是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、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近代学制（见图6－l）。癸卯学制纵向仍为三段七级。具体说明如下：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，分为蒙养院四年，初等小学五年，高等小学四年，共三级十三年。

蒙养院以“发育其身体，渐启其心知，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、习于善良之轨范”[3]为宗旨。教学时间每日不超过4小时。教育内容有游戏、歌谣、说话和手技。

初等小学堂7岁入学，“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，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，并调护儿童身体，令其发育为宗旨”[4]。教学时间，每周不得超过30小时。教学科目有：修身、读经讲经、中国文学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、格致、体操八门完全科目，另加图画、手工两门随意科目。

初等小学堂以府、厅、州、县的镇及私人设立为原则。高等小学堂以“培养国民之善性，扩充国民之知识，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”[5]。每星期授课36小时，教学科目有修身、读经讲经、中国文学、算术、中国历史、地理、格致、图画、体操九门。另外有手工、农业、商业等随意科目。高等小学以州县设立为原则，大城镇也可设立。

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，又设中学堂一级，学制5年，以“施较深之普通教育，弹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，进取者升人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抵为宗旨”[6]。教学科目有修身、读经讲经、中国文学、外国语（日语、英语或德语、法语、俄语）、历史、地理、算学、博物、物理及化学、法制及理财、图画、体操12门。每星期上课36小时。中学堂各府必设1所，有条件的州县也可设立。

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，包括高等学堂3年、大学堂3－4年。通儒院5年，共三段三级。

高等学堂为大学预备教育，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，每日功课6小时。学科分为三类，除人伦道德、经学大义、中国文学、外国语、体操五门公共课程外，第一类为大学经学科、法学科、文学科、商学科者治之；科目有历史、地理、心理及辨学、法学、理财学五门；第“类为人大学格致科、工科、农科者治之，科目有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质、矿物、图画六门；第三类为人大学医科者治之，科目有拉丁语、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动物、植物六门。其中，第三年各类都设有选修科及随意科。高等学堂以各省城设置一所为宜。

大学堂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，“以谨遵谕旨，端正趋向，造就通才为宗旨；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是供任用为成效”[7]。教学时间每日2－4小时。大学堂可分设八科：经学科、政治科、文学科、医科、格致科、农科、工科、商科。各科下分若干门，每门科目若干。京师大学堂，八科都要设，省城大学堂至少须设三科。

通儒院招收大学堂毕业生，“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，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，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”[8]。通儒院属研究院性质，教学时间灵活安排，无固定教学场所，方法以自学研究辅导为主。横向除普通教育系统外，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。

　　师范教育分初、优两级。初级师范学堂每州县必设一所，完全科五年，简易科一年，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，无须纳费，培养高、初等小学堂教员。教学时间每日6小时，每年45星期。课程包括普通学和教授管理之法两类。普通学科目有修身、读经讲经、中国文学、外国语、历史、地理、算学、博物、物理及化学、图画、体操，以及农业、商业、手工等；教育科目有教育史、教育原理、教育法令、学校管理法、实事授业、习字等。

优级师范学堂京师及各省城各设一所，学制三年，招收初级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堂毕业生，免费入学，“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、管理员为宗旨”[9]。教学时间每日功课6小时。课程分三种：公共科、分类科、加习科，分别修习一年、二年和一年。公共科为共同基础课程，分类科为各分专业课程，加习科为分类科毕业后深究提高之教育类课程。

实业教育以“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，为富国裕民之本计”[10]为宗旨，分三级五类。三级是：初等实业学堂、中等实业学堂、高等实业学堂；分别相当于高等小学堂、普通中学堂。普通高等学堂程度。五类是：实业教员讲习所（即实业师范学堂）、农业学堂（包括水产学堂）、工业学堂（包括艺徒学堂）、商业学堂、商部学堂。

癸卯学制是我国现代学制初步建立的标志，比起传统教育制度具有很大的先进性。首先，建立起初（蒙）、中、高三级七段衔接和普、实、师三类并列的学制系统，促进了我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。其次，将实业教育正式纳入学制系统中，适应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具有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作用。第三，重视师范教育，适应了发展基础教育，提高人民素质的需要。第四，重视学前教育，正式把蒙学纳入学制系统中。第五，将大量近代西学列为教学科目，极大突破了传统课程体系，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。但是，癸卯学制由于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制定的，带有浓厚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性质。半封建性表现在：把“忠孝”和“经史之学”作为办学的根基，教学内容特别重视传统经学课程，保留了科举制的地位，轻视女子教育等。半殖民地性表现在：从形式到内容、课程、管理都深受外国主要是日本学制的影响，具有强烈的模仿性；特别重视外语教育，虽有利于加强中外交流，反映了国人迫切了解外国的愿望，但也反映了外国势力对中国教育的控制；年限太长，不利于教育的发展，特别是小学年限太长，不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。

新学制的颁行推动了清末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。据学部统计，到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学校数达到58896所；学生数达到1626720人[11]。

学前教育，1903年秋端方在武昌筹办湖北幼稚园，此“为我国设立幼稚园之始”[12]。其后武昌模范小学蒙养院、湖南蒙养院相协开办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已有幼稚生4893名。

初等教育，南洋公学外院可视为我国新式小学之始，其后无锡三等公学、北京奉直小学、苏州崇辨蒙学、天津蒙养东塾等先后开办。到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已有小学堂5万余所，小学生429442名。[13]

中等教育，天津中西学堂二等学堂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新式中学堂。天津敬业中学堂、通州师范学堂、天津南开中学等是当时著名的中等教育机构。到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已有中学堂460所，学生4万余名。[14]

高等教育，继京师大学堂开办后，各省遵旨改省城书院为大学堂或新设大学堂近20所。新学制颁行后，对其加以整顿。到辛亥革命前，全国有大学堂3所，即：京师大学堂、山西大学堂、北洋大学堂。

三、近代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废除

（一）近代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

早在1892年，李提摩太就向清政府建议设立“教育新部”。新学制颁行后，为了保证其实施和加强管理，清政府对原有教育行政机构加以改造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统一完整的近代教育行政机构。

1．中央教育行政机关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清政府设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，并将原国子监并入。学部最高行政长官为尚书，下有左右传郎辅之，又有左右丞、左右参议、郎中、员外郎等事务官，在尚书侍郎之下处理具体事务。学部设五司十二科，有总务司，含机要、案犊、审定三科；专门司，含专门政务、专门庶务二科；普通司，含师范教育、中等教育、小学教育三科；实业司，含实业教务、实业庶务二科；会计司，包括度支、一建筑二科。此外还设有编译图书、京师学务、学制调查三局。

2．地方教育行政机关。

光绪二十二年（1906年）清政府撤销各省提督学政和学务处或学校司等，设置提学使司为省级教育行政机关，长官为提学使；下设学务公所，内分总务课、专门课、普通课、实业课、会计课、图书课等六课。同年开始在府、厅、州、县设置劝学所作为省以下各地的教育行政机关，长官为劝学长或总董；下设若干学区，每区设劝学员具体管理事务。

（二）科举制改革和废除

科举制的改革和废除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
1．改革科目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根据江南道监监察御史陈秀莹的奏请，于每届乡试会试时酌取算学人才，但其他如故。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，清朝政府曾明令凡乡、会试和生童岁科一律废八股、诗赋、小楷取士制度，改试策论。戊戌政变后，八股曾一度复活。1901年，在“新政”推行下，再次下令废八股，改策论，废武试。

2．递减中额。

1903年，张百熙、荣庆、张之洞在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》中提议：“从下届丙午科，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，暂行成办。”[15]按他们计算，这种递减的方法，到减尽时，需要十年。“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，即停止乡会试。”“科举既停，天下之士专注学堂。”[16]

3．停止科举。

　“递减折”未行，直隶总督袁世凯，盛京将军赵尔类，两湖总督张之洞，两江总督周薄，两广总督岑春煌，湖南巡抚端方联合奏请立停科举，认为“欲补救时限，必自推广学校始。而欲推广学校，必自先停科举始”[17]。于是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8月，”清政府被大势所迫，下诏“立停科举以广学校”；“自丙午科为始，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，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”[18]。至此，科举制度终告停止，在形式上宣告了封建教育的终结，预示着中国教育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[1]李善兰：《泰西学校论略·序》。见朱有王献：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第二辑，上册，2页，上海：华东师大出版社，1987。

[2]斌椿：《乘槎笔记》附《职方外记》。载朱有王献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学制史料》，第二辑，上册，1页，上海：华东师大出版社，1987。

[3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384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4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411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5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427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6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500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7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572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8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572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9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682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10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中册，742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，第2版。

[11]朱有王献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学制资料》第二辑下册，840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9。

[12]陈学恂主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》，133页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1。

[13]朱有王献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学制史科》第二辑上册，273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7。

[14]朱有王献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学制资料》下册，490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9。

[15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上册，60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61。

[16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上册，61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61。

[17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上册，63～64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61。

[18]舒新城编：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》上册，66页，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61。